俄狄浦斯效应：历史是否能被预测？文：北游 编：先知书店
人类从历史中获得的唯一教训，就是从来不吸取任何教训。——黑格尔意思是历史是面镜子，会给我们现在做参考，预测国家的未来。说的是，唐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直言敢谏的“一代名相”魏征病死了。唐太宗非常难过，他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李世民的意思是说：“一个人用铜当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不是穿戴得端正；用历史当镜子，可以知道国家兴亡的原因；用人当镜子，可以发现自己的对错。魏征一死，我就少了一面好镜子啊。”因这里“鉴”和“镜”同义，所以后人一般用“以史为鉴”来形容读史书，可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而避免重蹈覆辙的意思。但是，当你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事实却好像并不与之相符。中国历代君王可是天天都抱着四书五经，口中不断念着“以史为鉴”的，历史书他们不敢说全都倒背如流，但各种典故策略恐怕都早已烂熟于心。
在这种情况下，按理说，当历史的场景再次出现在这些君王眼前，他们应该会轻松应对并化解，不会轻易再犯同样的错误了吧。但让人遗憾的事实是，之前怎么错的，后来依然怎么错，之前掉进的坑，之后仍然躲不过，天天说着“以史为鉴”，事实却是一错再错，历史似乎总也轮回个没完。好吧，今天我就来告诉大家原因是什么。有些地方比较抽象，请大家耐心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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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容易想明白，“以史为鉴”的说法要成立，必须建立在一个逻辑基础之上，这个逻辑基础学名叫“历史决定论”。什么意思呢？历史要成为镜子，给现在作参考，那么预设的前提就是，历史跟现实是一模一样的，至少本质上是一样的。这样，我们鉴古才能知今，对吧？而“历史决定论”主张，历史的进程是由一套规律决定的，如果你掌握了这套规律，那么你就能预测社会和国家的未来走向。所以，很明显，如果“历史决定论”能够成立，那么“以史为鉴”也就成立了，因为他们说的基本是一回事。历史其实都是无数偶然事件的叠加结果，毫无规律可言。还别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这世界上几十亿人行为的偶发性和随机性，我们根本无法预料，即使我们把目标对象范围缩小到一个人身上来观察，你敢说你今天早上定的计划，会完全按照计划执行吗？无数的偶然因素都会打乱你原本的计划安排，从而无法准确预知。全世界几十亿人相互影响作用的结果，能够提前预知掌握的，恐怕只有神仙。那么，为什么我们可以用科学总结出自然界的规律并预测出事物的变化，而无法总结出人类社会的规律并预测未来呢？原因就在于，人类社会有一个和自然界迥异的变数：人。人不是没有生命的物体，也不是受本能趋势的动物，人类自身的自由意志决定了，我们在面对无数复杂的、变化的外界因素时，会适应，会选择，可能做出千差万别的反应来。这种选择的随机性以及不同行为主体相互博弈的结果，根本非人类理性所能驾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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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尔在《历史主义贫困论》中，将物理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做了一个对比。他说，物理学中我们处理课题简单的多，往往采用实验隔离的方法，人工的使问题简化。但，这种方法我们不能应用于社会学，是因为我们面临双重的复杂性。一言以蔽之：人类不是小白鼠，既不可能是，也不应该是。所以，把社会当实验室，把人类当小白鼠，从历史事实来看，全都失败了。革命者们试图消灭“愚昧”和“不自由”，他们把人当小白鼠强迫别人自由的同时，却恰恰摧毁了自由本身。当“历史决定论”者们自信满满的拿着历史来预测未来，殊不知，预测本身往往可以影响被预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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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狄浦斯效应”
“俄狄浦斯”是古希腊神话和文学中最著名的悲剧人物。有必要先介绍下这个以“杀父娶母”为标签的离奇故事。忒拜国王拉伊俄斯和王后伊娥卡斯忒得到了一个神谕，说他俩的儿子将来是要杀父娶母的。于是，国王和王后将自己亲生的儿子两个脚跟刺穿，并用绳子缚住，差牧羊人把他丢弃到荒僻的山峡中让其饿死或者喂狼。但牧羊人不忍心残害这可爱的孩子，把他交给了另一个牧羊人，另一个牧羊人又把孩子送给了邻国波吕玻斯的国王，被波吕玻斯国王和王后当作亲生儿子抚养。而俄狄浦斯长大以后，同样得到了自己将来要杀父娶母的神谕。为了避免应验这个可怕的神谕，他离家出走，流浪到他的出生之地忒拜王国。在一个十字路口，俄狄浦斯竟不意杀死了与自己邂逅相遇的生身父王拉伊俄斯，随后又在忒拜城门外的悬崖下除掉了大量吃人的人面狮身美女怪兽斯芬克斯。杀死了怪兽，为民除了害，俄狄浦斯于是被忒拜人民拥戴为国王并且娶了自己的生身母后伊娥卡斯忒为妻。后来，俄狄浦斯在先知的揭示下，终于探明了自己的身世：原来他是拉伊俄斯和伊俄卡斯忒的亲生儿子。“为丈夫生下丈夫，为儿子诞下儿子”的伊俄卡斯忒羞愤难当，上吊自杀。而俄狄浦斯难以承受悲剧的命运，在痛苦中刺瞎了自己的双眼。
▲俄狄浦斯的母亲/妻子在得知自己与儿子结婚生子的噩耗后自杀身亡
如同俄狄浦斯的父亲抛弃亲生子是希望避免预言的发生，俄狄浦斯离开养父母也是希望躲过预言。但是恰恰是因为他们事先知道了预言才最终导致了预言的实现，如果他们事先不知道这个预言，反而不会招致“杀父娶母”的悲剧结果。这个故事的吊诡之处就在于，预测本身反而导致了预测的结果，完全背离了希望避免不好结果的本意。因此，预测历史的行为本身会扰乱人们的行为，从而导致预测的荒谬，影响历史的进程。他拿股票市场举例说，假设人们预测股票行市三天看涨，然后看跌。显然与市场有联系的每个人都会在第三天抛售股票，这造成了当天股票市场行市下跌，从而否证了这个预测。所以，试图做出精确而详尽的历史预测完全是痴人说梦的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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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承认这些事实，我们就会认同如下观点：人这个重要因素的加入，导致了社会科学的预测变得极为困难，远非自然科学能比。自然科学行之有效的方法，用到社会科学上可能就会导致荒谬的结果。如同哈耶克引用荷尔德林的话，至今让我们震耳发聩：“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我们研究历史的主要目的，并非是让我们预测未来，而是在警示我们，人性有多复杂和脆弱，我们的未来有可能遭遇何种险境。每个人的人生都长度有限，我们无法感受更多的可能性。但是在历史长河里，场景足够复杂，样本足够丰富，它会告诉我们，我们最坏会是什么样，我们和别人相处最好的方式是什么。而当你看过历史的残酷，你会宁愿，历史不是镜子。本来，它也不是。
坏消息依然也有，人类总是很难克服人性中那些恒定的劣根性。
“人类从历史中得到的最大教训，就是永远不会吸取教训。”
有学者说，我是喝着伟大历史规律的乳汁长大的，思想青春期（其实那时已经30岁出头，之前在信息沙漠中挣扎，思想无从发育）的最初反叛就是接受了波普尔的思想，终于告别“历史决定论”，不再相信历史规律的存在。
对于人类历经的灾难与恐怖来说，波普尔是一位诊断思想瘟疫的医生。波普尔是一位具有超凡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也只有这样的人，才可能在两大领域，同时做出了永被后世铭记的贡献：在科学哲学上，波普尔提出了“证伪主义”；在政治哲学上，便是对乌托邦主义和社会工程的清算。
他在这两大领域都产生了重大实际影响：不仅自然科学家如爱因斯坦支持他，政治家撒切尔夫人推崇他为自己的思想导师，前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甚至提出，没有他的思想，德国的“现代化”将失去最重要的指导。哈耶克终身将波普尔视为知己，在通信中，他亲切地将波普尔的思想，称为“我们的哲学”。然而，他和他的思想都被人们遗忘了。
波普尔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在世界重新陷入激进思潮裹挟动荡不安的局面的当下，尤其引人深思，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为此，先知书店向读者诚荐卡尔·波普尔两部最重要著作：《历史主义贫困论》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它的书被誉为是“对乌托邦主义的哲学和历史学说做出的最彻底，最难对付的批判”，以逻辑严密、字字珠玑著称，被誉为“20世纪划时代的巨著”。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购买收藏（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西方现代思想丛书”）。